第217章 不许革命 （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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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7章 不许“革命  ”

民国元年的秋季，对于此时的国人，是一个虽有着疑虑但仍充满着希望的时代。

没有了“张振武案”，没有了武汉与北京的合流，反而是武汉与南京的合流，立宪派也没有全面地倒向袁世凯，甚至不少立宪派的的头面人物如汤化龙、谭延闿、张澜等人，也都相继加入了国民党，于是乎，国内的政治势力，在革命党与袁世凯的北洋系之间，大抵呈现出一种互相平衡的局面。

更重要的是由于此次革命过程中，基本上没有出现太过激烈的战斗，革命党与北洋系之间也就并没有酿成什么血仇。共和的迅速达成，使得许多人对于未来都有一种自信而乐观的心态。

1912年9月份孙、黄抵京与袁世凯的会谈，高调地向国内国外，传递了一个强烈的信息，民国确确实实“实现了统一”，南北之间的隔阂，已经消弭，袁世凯的总统地位，也因为孙、黄相约不参与来年的总统选举，而得到了加强。

9月底，总统府秘书厅正式通告，用“孙、黄、袁、黎”的名义，向全国宣布了八大政策：（一）立国采统一制度；（二）主持是非善恶之真公道以正民俗；（三）暂时收束武备，先储备陆军人才；（四）开放户，输入外资，兴办铁路矿山，建置钢铁工厂以厚民生；（五）提倡资助国民实业，先着手于农林工商；（六）军事、外jiā、财政、司法、jiā通皆取中央集权主义，其余斟酌地方情形，兼采地方分权主义；（七）迅速整理财政；（八）竭力调和党见，维持秩序，为承认之根本。

与此同时，袁世凯还高调地向全国宣布，请孙文先生担任全国铁路督办，请黄兴先生担任全国开矿事宜，于北京、南京两处建设钢铁工厂，以期能达到全国军械皆出于自造之目的。

孙、黄在京，也受到了各界的热烈欢迎，期间还与前清摄政王载沣相互拜会，并接受了隆裕太后的邀请，前往颐和园参观。孙、黄表示：如果没有隆裕太后的明哲，毅然决然主张让国退位，则革命成功不能如此容易。所以我们今天追源溯始，隆裕太后对于民国成立也有莫大的功绩。

孙、黄的这一态度大大地安了退位的清朝皇族的心，向他们实实在在地表明了民国五族共和的政策。

此后，孙、黄相继离开京城。就在孙、黄离开之后不久，言论界的巨子梁启超，也回到了国内，抵达京城。梁启超在京城所受的欢迎，丝毫也不在孙、黄之下。很快，以梁启超为领袖，由北方各省立宪派为主的一个政党——进步党，也宣告成立了。进步党一成立，即拥有参议会120席中的30余席，成为仅次于国民党的第二大政党。这个政党的背后，从资金到人员，自然受到了袁大总统的鼎力支持。

国内的政局，似乎是在一步步走上良的轨道，边疆危机，则依然有些悬而未决。

四川派出的入藏平叛军，已经快要推进到了拉萨，但达赖活佛的叛军也占据了很大一部分的藏区，并随时企图拥兵进入拉萨。

相比之下，外蒙古的局势就更为严峻。张绍曾的部队在击退了进入内蒙古的叛军，并准备乘胜收复外蒙古的时候，却接到了陆军部就地驻防的命令。

原来，沙俄的军队已经进入库伦，张家口至恰克图之间2400里电线，俄库双方已占有四分之三，沙俄并宣布了《俄库条约》，差不多就是要把外蒙古变为其保护国。

在接到俄国的通牒时，袁世凯虽然内心愤懑却又无可奈何，中国军队的战斗力此时并非老子的对手，军事解决外蒙古的希望落空，只有外jiā解决一个途径。然而，此时中国方面缺少国际支持，与沙俄谈判也难免是凶多吉少。袁世凯权衡局势，只好着令张绍曾为绥远将军，稳守内蒙勿失。至于外蒙古的问题，就只有留待日后了。

当国内的大部分舆论报纸，都把目光严密地关切着京城发生的大事的时候，王麟计划中来年才开展的土地改革，因为连续发生的几个意外事件，不得已提前发动了。

常熟县王庄，这本来只是江苏省的一个普通农村，事先谁也想不到，这里发生的事情即将深远地影响到整个长江沿岸。

每年的秋季，是江南乡村传统的收租季节。收租的时候，难免就要伴随着抗租事件的出现，以前是如此，如今共和告成，革命观念深入人心，抗租不jiā的ā动，就更容易爆发了。

1911年的革命，是一场低烈度的革命，整个的乡村基本上是匕鬯不惊，没有受到任何触动。无论是立宪派，还是革命党，对于动员乡村底层，都没有丝毫兴趣，庚子义和团的悲剧，使得举国的“jīng英”们，对于底层动员之后对社会秩序的冲击，都深怀戒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