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神秘文化研究的失误（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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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文献中保存着大批神秘文化资料，长期以来少有学者研究，高国藩先生是首先作全面研究的，写成了《敦煌民俗学》(1989年，上海文艺出版社）、《敦煌古俗与民俗流变一中国民俗探微》(河海大学出版社，1989年）、《中国民俗探微一敦煌巫术与巫术流变》(河海大学出版社，1993年)大著三种。此三本书（以下分别以“高书一、高书二、高书三”指称）反映了高先生的辛勤耕耘，首次大量移录、介绍敦煌文献中神秘文化资料，并对一些流变传承关系，作了较好研究。高先生的成就是很大的，也是独到的，让人敬佩，给人以启示。

高先生一马当先，孤军奋战，所向面广量多，内容又杂，失疏而误的地方也不少。许多失误正与神秘文化的难点、研究方法、评价等重要问题相关，本文分类举例略作申说。

第一类，不恰当的肯定性评价。

伯二六六一：“凡种树，东方种桃九根，西方种口九根，南方枣九根，北方榆九根，依此法，宜子孙，大吉利，富贵。”高书一说：不管其中有什么含意，都是鼓励植树。这是对的。

伯二六六一号《吉凶避忌》：“梦见墓林茂盛，富。”“梦见林中，大吉利。”对这类占梦，高书一又言：“这也是敦煌人民渴求植树造林，取食水果，绿化家园的心理反映，不应完全斥之为‘迷信’。这种梦想，反过来给予敦煌古代人民以积极植树与绿化家园的热忱，它们与敦煌民间风习紧紧交织在一起，体现了迷信思想中的积极因素。”(288页)这显然是为高作评价而外加了不实的内容。也就是说，用不切合的评价和解释取代了最基本的神秘解码。

伯三二四七号《大唐同光四年具历》：“闰正月廿七日甲申，莺化为鸠，洗头吉。”“三月十六日，壬申金定，沐浴吉。”高书一不言这种吉日的神秘由来，而说：“真是在图吉利的迷信外衣中，包裹着讲卫生的科学内核，在昏暗的沙漠和风尘里，我们看见了人的生命闪耀着光辉，使人民能健康的活下去与恶劣的自然和社会作抗争。”(289页）

对于相面术的相色，高书二：“如果仅把它们看成是完全迷信的糟粕，自然也未尝不可。但是，如何解答在唐代民间盛行的理由？大凡一种事物被人民群众所笃信，总有它的合理存在价值，也总有它对人的生命延续存积极意义，才可取得各阶层人们的支持。我想我们还是以现实作用的观点，来对相色奥秘进行评价为好。”(43页）

伯三三九?《相色发面图看吉凶厄法》：“耳门发黄色，必有喜事至；不三日闻，即五日必闻。”高书二引《医学心悟》卷一：“察耳之枯润，知肾之强弱。故耳轮红润者生，枯槁者难治。薄而白、薄而黑、薄而青、或焦如炭色者，皆为肾败。”便言这条相面术“有一定中医的科学依据”。（45页)后者言肾病，耳门与耳轮非一，并且未言黄色，与相面术各是一回事。这既非相面术奥秘，也更说不上延续生命的积极意义。这是把糟粕视为精华。

高书二：“敦煌符咒学是以它特有的迷人的幻想的风姿展现在人们的眼前。我想，我们还不能只是谴责敦煌民间道士的无知，而应当透过符录及其咒语的外衣，看见古代智慧的闪光、奇妙的幻想。”(85页）

高书二引录了伯三八一零号《踏罡步斗法》。此文中把北斗七星之名的天权、玉衡等写成难识的合文，故作神秘，又有不少错误。高书因难，对此不解说，却由文中“转身、舞剑、八拜、一百三十步”等语作评论：“这是一套民间健身操的衍化形态。它不过被包裹在符咒风俗的外衣里，如果剥去这层外衣，一套敦煌民间健身操就展现在我们跟前。”（137页）

同卷敦煌文书中说到，拜北斗要用香、纸马、龙车风辇、酒、果。高书对此说：“道士的上述活动，从历史生产来说，它促进了我国手工艺制品的发展，对民间经济风俗有些促进。”（140页)这真是“欲加之功，何患无辞”了。

高书二引录《新唐书》的《列女传》、《艺文志》所载十三种“女训”著作，不交代它们是否存世及主要内容，但评价极高：“这些‘女训’作品大多维护着女子自著的传统而展示女性的才华，并显示女性的尊严及其学术地位，而表现着中华文化的一大特色。”(466页）实际上，一切《女训》都贯串着男尊女卑思想，是束缚妇女的枷锁。

敦煌文卷《宅经》有许多咒语，如：“时加正阳，宿镇天仓，五神和合，除阴祸殃。急急如律令。”高书三说它们“实际又是优美的民谣”。（85页）又说：“五神即五方神（五帝），和合指天下太平。这条咒语体现了民间和平的愿望。”(87页)祈请自己房舍坚固安全，一家人无病无灾，被拔高到希望天下太平了。

伯三八八五卷《疗病方》：“煮石（饮汁）法：取鸽包青石，似烧灰者，于清净处，铁锅中，以叶柴灰汁煮，亦以叶柴煎之。……取食之，经七日后，即不要饮石，久服力敌千人，日行数百里。能断房入山，隐寿数千岁。”这样荒唐骟人的说法，高书的分析有二。“人们采青石，也接触过青石；人们也烧过柴灰，接触过柴灰，利用它们来施术，便产生了交感巫术。再加上石头崇拜，认为青石具有魔力。”这是很宽泛的。鸽包青石是什么石？柴灰与石的坚固不同，何来力量？这两种东西，任何人都接触过，为何无魔力？可见交感巫术一词说不到它的神秘机制。另一点分析是：“人们首先发现的是矿石，从巫术的煮石头才发现了炼铁的技术。”(91页)这就更离奇了。

高书又联系到盘古打碎石壳天体，创造宇宙，女娲炼石补天，夏禹之父治水的“息壤”是石头，大禹劈龙门石山治水；他的儿子启又破石而生；夸父用石支锅作饭；《红楼梦》又叫《石头记》……。从这些杂乱的说法归纳为：“古人认为，中国人的一切，都是从石头变出来的。”(92页)这些事项对所谓“煮石饮汁长寿”的巫术的神秘性，无从揭示。又有谁认为一切是由石而变？

第二类，对文献语句误释，从而高评。

伯三八六五号《宅经》：“居若安，即家代昌盛，……次及州县郡邑，下及村薄，保土、栅乃至山居，但人所处，其昏例焉。”

高书二解说这段话的内容及评价：

“上至州县郡邑，下至村落之地，都要重视以下三点：第一是‘保士’即保护人赖以为生的土地，因宅是人之体，而土是人之根，保护耕地是最紧要的。不能违反这个基本道理。第二是保栅。即保护好围墙，它是防贼防盗最重要的措施。第三是保山居，‘山居’才能不侵占耕地面积，才更能够‘保土’，并且地势高，也干燥，既防水灾，也有利人的健康。以上这三个基本道理是不能违反的，‘犯即有灾，镇而祸止’。可见其阐述的民间建筑观是很正确很有价值的。”(493页)

但是，这三点实是原文所无的，也是一切风水书不会有的。保护耕地更是近多年我国才突出而强调的事情。而且所谓这三意的原文所在，录文有误，文意不通，高先生视而不见，故作深解，这是很不应该的。原文“下至村薄，保土，栅乃至山居”处，据《四库全书》的《黄帝宅经》，应是：“上之军国，次及州郡县邑，下之村坊署栅，乃至山居……。”敦煌抄卷有讹误。对文献本身的内容不作认真校点研究，抓住误文个别字，凭空发挥了。

同卷录文：“又此二宅修造，唯看天德月德；天道得，即修之，不避将军太岁、豹尾黄幡、黑方及五姓宜忌。”其中“天德月德”是丛辰(或叫神煞)名，指这种神某月所在的方位。但高书二的解释是：“建宅的基本条件，是这一家应有一个福德之方，男的应当勤依天德，女的应当勤依月德，一阴一阳往来，夫妇身心修令清洁，即合天道，获一家之荣华富贵。如若不然，家中夫妻失调，不是重阴就是重阳，甚至弄到三四度入阴入阳，离合不定，魂魄四散，就是家败破散之象，便不具备建宅基本条件。……以上阐明的道理，基本上是正确的，即在稳定家庭时才能建宅。”(495页)把纯迷信内容误说成很有思想性。

《黄帝宅经》：“先修刑祸，后修福德，则吉；先修福德，后修刑祸，即凶。阴宅从已起功顺转，阳宅从亥起功顺转。刑祸方用一百功，福德方用二百功。”这是说阴宅的巳位(即东南角）是龙头，顺时针转而依次修到辰位(即西北角）的龙尾。阴宅二十四路中，南方与西方各路所主都是刑与祸，而北面与东面各五路所主的都是福与德。

高书对此说的实际内容一无所知，却按一般事理推论作校勘，录文也有误字，而且有意断章取意，只引录了“先修刑(形)福，后修福德，吉”一句。并由此立论：“‘形福’指清风水先生预先看好地势，选择一个适当地点；‘福德’指完善主人自身做人的美德，不然便没有资格建宅。”(495页)与高先生此意完全相反，充分证明此意大误的紧接的一句：“先修福德，后修刑祸，即凶。”高先生便隐去了。即令敦煌文卷后句仍是“刑福(祸）”之误，“先修福德”反而凶的文意仍可制约全段的文理。

另一段录文：“忧生敬(尽)晓斯门，其利莫测。且大犯，即家破逃散，小犯即失爵亡官，其余杂犯，即火光(晃）口舍，跛蹇偏枯，襄殃病疾等，万般皆有，岂得轻之。灾犯？处远，即半年一年三年，处近，即四十五日或七十二日即发。”

这一段本是说：如果修宅犯了“五虚”、不顾天德月德，便会发生大小各种灾殃。远的在半年至三年后，近的在几个月之内。意思不难看懂，但高书硬要拔高风水的思想性，便特作曲解：“以上所阐述的道理，均义正辞严。……说明一个人只要‘大犯’，被‘发犯’一年三年，‘小犯’，被‘近处’两三月，都别想建宅。而将‘福德自修’放在第一位。”(第496页）

原文说不顾迷信避忌，建宅后或近或远，有或大或小的灾祸，高书误说成：建宅前触犯刑律，判了长期大罪或短期小罪的人，就无资格修住宅了，要到刑满，不再犯罪时才可考虑修宅。真是相差十万八千里，靠迷信骟钱的人会有如此高的思想境界？

又，上段录文首句“忧生敬(尽)晓斯门”，《黄帝宅经》中，涉上本作：“其有长才深智，愍物爱生，敬晓斯门，其利莫测。”可见高书引录时截取不当，“忧”字误录，“敬”字误校。又，本段中“火光”即火灾，校改成“火晃”反而不安文意。“口舍”当校为“口舌”、“襄殃”当校为“衰殃”而均失校。

又，《黄帝宅经》：“人之福者，喻如美貌之人；宅之吉者，如得好衣裳，神彩尤添一半。如命薄宅恶，即如丑人又衣弊，如何堪也。”最后一句，高书所录敦煌文书，作：“若薄今”必是“薄命”之误。或为敦煌文卷本误，高书失校，或为高书误录。

但高书据“薄今”的误文，强调：“那些‘薄今’的不修福德之徒，即使住进‘吉宅’，也仍然是‘丑陋之子’。“它把建筑风俗与对人的道德和生活的严肃感的要求联系在一起，更是敦煌建筑风俗莫大的特色，并具有深刻的教育性。若要建宅，首先必须作一个‘重今’的‘福德自修’的人。倘若是一个‘薄今’的大犯小犯倶全的‘丑陋之子’，根本不具备建宅条件。可见敦煌民俗即使在建筑风俗中，也维护了我国人民固有的传统美德及健康的伦理观。”(497页）平实而论，再高水平的建筑风俗或建筑理论，都不会提出：思想落后的人或坏人不应修自己的住房，或不应住好房。

对伯三八六五《宅经》一文的研究，就出现了如此多的“空中建高楼”，只能是特意要拔高思想性，才什么事理也不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