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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域守令图》刻在175厘米×112厘米的碑石上,碑额上有“皇朝九域守令图”字样,正面刻有《九域守令图》。此碑原在四川荣县文庙内,现存四川省博物馆。《九域守令图》刻于宣和三年(1121),幅面130厘米×100厘米,由当时的荣州刺史宋昌宗立石。该图的比例尺为1:190万,标有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图上有1400个行政区名,山峰27座,标注名称的河流13条,湖泊4个。行政区名的相对位置基本正确,级别等级使用符号与文字大小加以区别。用写景法表示山脉。河流的平面图形也大体正确。“除清代在实测的基础上绘制的‘皇舆全览图’和‘乾隆十三排图’等外,‘九域守令图’的海岸线是传世古地图中画得较准确的一幅”(12)。
《地理图》是反映北宋疆域的石刻地图,由南宋大臣黄裳(1147—1195)绘制于绍熙元年至二年(1190~1191)。淳礻右七年(1247)由王致远刻石于苏州,现存在苏州博物馆。《地理图》幅面197厘米×101厘米。图上431个行政区名和180座山名外套方框,十分醒目。山脉采用写景法表示,78条江河的流向和位置基本正确。长城和森林用形象符号表示,河流的源头有注记并外套椭圆圈,海岸线的轮廓大体正确。整个图面的刻线流畅清晰,要素的选取比较适当。石刻《舆地图》是包括宋代疆域及其周边地区的地图,原图碑已佚,其拓片现存于日本京都栗棘庵。《舆地图》由左右两幅合并而成,绘于咸淳元年至二年(1265—1266)的浙江明州(今宁波市),绘图人不详。1266年日本僧人白云惠晓佛照禅师来明州端岩寺学法,1279年将《舆地图》拓片带回日本,流传至今。本图的地理范围包括宋朝疆域内的政区名称,东北部的女真、契丹、蒙兀、室韦,西北部的高昌、龟兹、乌孙、于阗、疏勒、焉耆、碎叶,南部的印度、阁婆、三佛裘以及南海上的一些岛屿,大体上涵盖了当时所知道的天下地理范围。《舆地图》北部和东北部绘有森林符号,注有“松林数千里”字样。地名之间多用线条连接,表示有道路可以通行。东部海域绘有两条海路:一条沿海岸北上,叫“过沙路”,一条向东延伸到日本,叫“大洋路”。“现存古代地图中,绘有海上交通路线的,以本图为最早”(13)。
3、沈括及其制图学说
沈括(1031~1095)字存中,钱塘(今杭州市)人。他曾参与沭水、汴渠的测量与治理,曾绘制过宋辽边境地图、边防立体地图、《守令图》。在他晚年著述的《梦溪笔谈》中有地理学地图学20条。沈括结合绘制《守令图》的实践,在《梦溪笔谈·补笔谈》系统地叙述了所依据的制图原则或使用的方法。他说:“地理之书,古人有《飞鸟图》,不知何人所为。所谓飞鸟者,谓虽有四至里数,皆是循路步之道。路迂直而不常,既列为图,则里、步无缘相应。故按图别量循直四至,如空中鸟飞直达,更无山川回屈之差。予尝为《守令图》,虽以二寸折百里为分率,又立准望、互融、旁验、高下、方斜、迂直七法,以鸟飞之数。图成,得方隅远近之实,始可施此法。”经专家考证(15),上述引文有误,应改为“又立准望,互融旁验高下、方斜、迂直之法,以鸟飞之数”,其中“旁验”是动词。这样,为了得到两地的直线距离就要对步量的“道里”进行高下、方斜、迂直检验与改正,这与裴秀提出的“道里、高下、方斜、迂直”是相吻合的,也符合沈括在《进守令图表》中所说的“参更四方之论,该备六体”的意思。在图上正确确定某地的相对位置,不仅需要它与周边地点的距离,还需要“准望”。裴秀时代,强调“四至八到”,即要求标定4至8个方位。而沈括则用“二十四至”去表示和确定相对位置。他在《梦溪笔谈·补笔谈》说,“分四至、八到为二十四至。以十二支、甲乙丙丁庚辛壬癸八干、乾坤艮巽四卦名之。使后世图虽亡,得予此书,按二十四至以布郡县,立可成图,毫发无差矣”。显然,用24个方位来确定一个地点在图上的位置,其精度很高,以此复制地图达到毫发无差的地步。可见,沈括是继裴秀之后系统记述制图方法的制图专家,其学说是对裴秀制图六体的继承与发展,标志着沈括对中国古代制图学的贡献。
4、走向多样化的制图特点
宋代的军事制图明显地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在内容上,出现了描绘天下地理的舆地图(华夷图),描绘全国政区的郡县图(守令图),描绘全国交通的转运图,描绘战区形势的设防图(城寨图),描绘边境地区的对境图,描绘城堡建设和设防的城防图,描绘宫殿建筑的平面图等。在形式上,出现了彩绘山水的多色图与单色图并存,专题图与地志插图(附图)并存,单幅图与图集并存,大幅面地图与指掌图并存的局面。在绘图介质上,出现了绢制地图、纸制地图、木制地图、石刻地图等。
绢制地图是印制在丝织品上的地图。丝织品是自秦汉以来的传统的制图介质,宋代制作的大幅面地图一般都使用绢。《淳化天下图》幅面巨大,竟用绢百匹。绢制地图在宋代是最常见的。
纸制地图是印制在纸张上的地图。刻板印刷技术在宋代被开创性地用于地图印刷,出现了刻板印刷的纸制地图。事实证明,刻版印刷与活字印刷相结合成为印刷图志的可行方法。刻板印刷能够比较多的复制地图,所以宋代的印刷地图有些流传下来了。现存最早的图经中的刻印地图是南宋时期的《严州图经图》。此外,还有淳熙四年(1177)刻印的程大昌绘制的《禹贡山川地理图》31幅图。在《禹贡山川地理图·序言》中指出:“臣今稽求先儒旧说,各以其语先为之图,从而辩证其误。旧说既竟,乃出臣愚见,为图以缀其后。……图以色别,青为水,黄为河,红为古今州道郡县疆界,其用雌黄为识者,则就说之未安而表出之者也。”说明《禹贡山川地理图》是多色地图集。《禹贡论·跋》指出:刻印时原来的多色图变成了单色图,即“凡所画之图,以青为水者,今以黑色与水波别之;以黄为水者,今以双黑线别之;古今州道郡县疆界,皆画以红者,今以单黑线别之;旧说未安,皆识之以雌黄者,今以双路断线别之”。
木刻地图是使用木板雕刻或用木屑、熔蜡等堆制的立体地图。《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下册)记述:“1075年,沈括在观察边防地区时,曾用木屑、面糊堆捏地形,‘写其山川道路’,后因天寒又改用熔蜡制作成立体地图,既真切又便于携带。‘至官所’后,沈括又把它复制成木刻的立体地图,上呈朝廷。沈括的这一方法立刻受到重视与推广,使‘边州皆为木图,藏于内府’。”南宋的黄裳也制作过木刻地图。王应麟在《玉海》中引用《朱文公(熹)集·答李季章书》:“又闻黄文叔(裳)顷年尝作地理木图以献,其家必有原样,……或恐太大,难以寄远,即依谢庄《木方丈图》,以两三路为一图,而旁设牝牡(榫头),使其犬牙相入,明刻表识,以相离合。”说明黄裳献给朝廷的木刻地理图是能够分合拼装的。另外,朱熹在谈到黄裳的木刻地图时,还提到了他用胶泥堆制的地图模型。
石刻地图是刻绘在石质材料上的地图。宋代石刻地图流传下来的较多,既有天下图如《华夷图》、全国图如《九域守令图》、《禹迹图》、《地理图》,也有区域图、城区图、宫殿图等。《华夷图》、《禹迹图》是宋代著名的石刻地图,分别刻在一块90厘米×88厘米×18厘米石碑的两面,现存于西安碑林博物馆。西安碑林的《华夷图》、《禹迹图》为1136年刻石。《华夷图》幅面为79×77厘米,以唐代贾耽的《海内华夷图》为蓝本绘制,是以宋代疆域为中心的包括周边国家的地图。图上注有“其四方蕃夷之地,唐贾魏公图所载,凡数百余国,今取其著闻者载之”,由此可知,石刻《华夷图》是唐代《海内华夷图》的缩绘。碑林的《禹迹图》是金灭北宋后伪齐国的刻石,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用计里画方方法绘制的。绘制时间在元丰四年(1081)至绍圣元年(1094)之间。图纵79厘米,横77厘米,纵73方,横70方,共5110方。图上注明“每方折地百里”,相当于1:150万的比例尺。《禹迹图》以历史上的地理名著《禹贡》作为表现内容,是一幅全国地图。图上约有380个地名,注有名称的河流约80条、山脉约70座、湖泊5个,它们的方位比较准确。此外,海岸线、水系轮廓也比较准确,明显好于《华夷图》。值得说明是,现存《禹迹图》还有1142年镇江府府学教授俞篪的刻石,此刻石的大小、内容与西安碑林的相同。石上刻有“元符三年(1100)正月依长安本刊”,据此推断,西安和镇江的刻石源于西安的同一个版本的《禹迹图》。此外,据《山西通志·金石记》记载,在山西稷山县的关帝庙曾存放过《禹迹图》刻石。
石刻城市图则有《平江图》、《静江府城池图》和《长安图》等。《平江图》是今苏州(宋代称平江)的城市地图,于南宋绍定二年(1229)刻在石碑上,纵197厘米,横136厘米,比例尺为1:2000。学术界多数专家认为,《平江图》是平江府郡守李寿明绘制的。该图采取了平面与立体相结合的表示方法。城墙、水道、街区构成了平江城的基本轮廓,其平面位置比较准确,南北方向有一条明显的中轴线。对于重要的地形地物,则采用透视写景的方法,突出表示出来,比如山峦起伏,塔楼屹立,桥梁拱形跨越水道,城墙符号立体状耸立等,给人以立体感。《平江图》上绘有水道17条(不含内护城河)、山丘21座、桥梁308座(标名的305座)、寺院81所、府衙建筑物80个、军营5处、街道12条。平江驻军和城防设施等军事内容被放在第一层次上。图面布局合理,内容丰富,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要素配置适当,真实地表现了平江府城的概貌。《静江府城池图》是今桂林的城市地图,在胡颖的主持下于南宋咸淳八年(1272)刻在桂林郊外的崖壁上,纵340厘米,横300厘米,是我国现存的幅面最大的城市平面图。《长安图》石刻残片现存于西安碑林,是北宋龙图阁待制吕大防主持绘制的《长安图》在元丰三年(1080)的刻石的遗存。石上刻有:“元丰三年五月五日,龙图阁待制知永安军府事汲郡吕大防题,京兆府户曹参军刘景阳按视,分阝州观察推官吕大临检定,鹿阝州观察支使石苍舒书,工张礻右画,李甫安、师民、武德诚镌。”明确记载了刻石的主持者、审查者、书写者、画工、刻工的姓名。
三、军事地理
1、军事地理著作
从南宋开始,以军事地理为主要叙述内容的著作出现了,其代表著作有王应麟的《通鉴地理通释》、《玉海》的地理门和宫室门,赵善誉的《南北攻守类考》、《东南进取舆地通鉴》等。《通鉴地理通释》14卷成书于南宋亡后的次年(1280),其作者王应麟(1223—1296)著述丰硕,达23种近700卷,其中涉及21门241类的《玉海》200卷最为著名。在《玉海》的地理门下面分地理图、地理书、异域图书、京辅、郡国、州镇、山川、户口、县、河渠、陂塘堰湖堤埭、泉井、关塞、标界、议边等15类,在宫室门下面分池沼、邸驿、桥梁、城、边城、宫室制度等22类,其中许多内容涉及军事地理。在地理专著《通鉴地理通释》中以丰富的史地资料,对军事地理进行了研究和记述。《通鉴地理通释·序》中说:“观《通鉴》,将笺释其地名,举纲提要,首以州域,次以都邑,推表山川,……稽《左氏》、《国语》、《史记》、《战国策》、《通典》所叙历代形势,以为兴替成败之鉴,大易设险守国。”这说明了“以为兴替成败之鉴,大易设险守国”是王应麟的写作动机和该书注重的内容。《通鉴地理通释》行文简括,考核精细,对于阅读史书中的地理内容颇有帮助。
2、兵要地志
宋重视兵要地志的编修。其内容一部分载于正史中的地理志,更多的以图经与地志的形式出现。开宝四年(971),中书侍郎兼兵部尚书卢多逊奉诏编修天下图经。开宝八年(975),秘书郎宋准奉命编修诸道图经。咸平年间(998—1003),大名府观察判官刘筠调赴京城,编修图经。大中祥符三年(1010),翰林学士李宗谔等上诸道图经,共1566卷。《宋史·艺文志》载:“李宗谔图经九十八卷,又图经七十七卷。”可见大部分图经是李宗谔以外的人编修的。图经地志中均包含兵要内容,成为古代军事地理研究的重要成果。《宋史·艺文志》载图经、地志、地记等地理书籍407部,计5196卷。其中有全国性兵要地志如《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舆地广记》、《舆地纪胜》等;有域外诸国的图志,如《海外三十六国记》、《列国入贡图》、《契丹志》、《安南土贡风俗》、《西南蛮夷朝贡图》等;数量最多的是地方图志,保存至今的地方志有20多种,如《临安志》、《吴郡志》、《诸蕃志》等。
《太平寰宇记》由宋初的乐史(930—1007)编著。《太平寰宇记》共200卷之多,是唐代《元和郡县志》的5倍。《四库全书总目》称:“盖地理之书,记载至是始详,体例亦自是而大变。”“虽卷帙浩博,而考据特为精核”。《太平寰宇记》以唐代十道为纲,以州(军、监)为目,以县为子目,每州首先引述历史上的山经地志,废置沿革,治所变迁,州的境界,均探根求源;继述属县的户口、土产、山川、关隘、道路、城池、人物、名胜、风俗、姓氏、四至八到等。在边疆州县还述及邻国地理情况。《太平寰宇记》引文200多种,都注明了出处。乐史在《太平寰宇记·序》中说,此书在匡正决疑、补漏拾缺方面做得不错,“至若贾耽之漏落,吉甫之缺遗,此尽收焉”。他在上表文中自称“万里山河,四方险阻,攻守利害,沿袭根源,伸纸未穷,森然在目”(16)。联系到乐史曾绘制过《指掌华夷图》,有可能此图就是《太平寰宇记》的附图。
《元丰九域志》是元丰年间(1078—1085)编修的全国地志。元丰三年(1080),禄寺丞李德刍上《元丰郡县志》30卷,并有附图。元丰八年,王存(1023—1101)与李德刍、曾肇奉诏对《元丰郡县志》进行删定,缩变成实用性强的《九域志》10卷。该志按照北宋的行政建制进行叙述,即按23路、4京、10府及其所属的州、军、监、县分别叙述。《九域志》重点记述道里、山川、户口、镇戍、堡寨、贡赋等,是传世的地志中内容只限地理范围的典型。其中突出了军事地理的内容,这可能与北宋多年处于战争的境况有关。作者在《元丰九域志·序》中指出,本志侧重“国朝以来,州县废置,与夫镇戍城堡之名,山泽虞衡之利,前书所略,则谨纪之。至于道里广轮之数,昔人罕得其详”者。《四库全书总目》认为:“其于距京距府,旁郡县错,四至八到之数,缕析最详。”因此“这部地理志对于查明各地的部位,可以具有一种手册的作用”(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