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返乡半日（1 / 2）
6月11日的周末，单位组织若干经过初选的同事去西安参加一个英语考试。我纯属滥竽充数，不过可以借机顺道先回趟老家看看我妈，这倒是不错的机会。我现在状况不便，已经很少有机会出门了。年初还有过一次出门的机会，是去北京参加一个业务考试。迈出大学校门急冲冲地参加工作，以为这辈子再也不用考试了，哪会想到人生中的大小考试有形无形排着队，在不知道的路口静静等候呢。刘翔一百一十米跨栏的挑战都数得过来，我们的考试什么时候是个头呢？
长途车站设在宾馆的候车室空荡荡的，没有别的乘客，窗台上一只浅土色的小猫睡得正酣，也许是做了什么梦，四脚朝天伸个懒腰，张大嘴打完哈欠又蜷成一团卧下了。坐上八点的早班车，司机是曾经相熟的，我才抬头看车内录像是什么内容，他已经给我端来一杯热水。收到一个小妹妹的短信，问我“怎么回家了？家里老人好吗？”短短一句话和一杯温热的水，都让我暖在心头，回味着点滴温馨踏上回乡的路。
三个多小时的车程过得很快，车到高速公路口，我这才反应过来，上月新通车的天水—定西高速公路出口不就是西十里吗？是离我家最近的一个村，也就两里路吧，我赶紧央求司机“停车、快停车！”我记人名可以过目不忘，但完全是个不辨方向的路痴，下车停在路边，我搞不清我家在那个方向。定了一下，依然是晕头转向，周围的变化也有些太大，除了“二一三厂”和厂后山上那片石林是我熟悉的，再找不到一点有印象的东西。我来到就近的公交车站，看了站牌应该是朝我家方向，不过我对自己总是不太放心，脑子里本来就没安指南针，现在耳朵也失灵了，还是不要太自信为好。幸亏我问到一个蹬着山轮车，脸晒得黑黑的大嫂，是伸出胳膊指明的方向，她指着的正是我确定的方向。
车站看样子是新修的，粗糙而劣质，站台上的水泥好像都没抹平，顶棚已经锈迹斑斑。有一个男人头枕饮料瓶，旁若无人地笔直高卧在铁条座椅上。不过说实话也不会有人和他去争位子，看他惬意的睡姿我差点想掏出相机拍下来，又怕扰了人家的好梦。他还真是“高卧”，这个车站很是奇怪，修在路边高台上，与路中间隔着一条干干的水泥沟，我背着双肩背包显然跨不过这道鸿沟。我不知道这个车站是给什么人修的，身轻如燕的人不会想着去坐下等车，像我这样负重的人，或者需要休息的老人显然也坐不到椅子上去。也许地形所限，但最简单的办法搭一块水泥板，做个简易桥总是可以的啊。
我只是个偶然路过的游子，有点少见多怪。没准我是瞎操心，人家原本就是个摆设。样子工程、豆腐渣工程已经不鲜见了，可我还是改不了“一不做，二不休”的惯性思维，既然做了为什么不做好呢？想想朱总理曾经对贻害子孙的豆腐渣工程发火，大骂“王八蛋工程”，不是也无济于事吗？赚了昧心钱的王八们早把脖颈缩到坚硬的外壳里了，权和利是他们无坚不摧的护身符。不管是“民心工程”、“惠民工程”总是有人从中受益，不过如果最终的受益全者变成老百姓，岂不都是清平世界了，还用得着“维稳”吗？“要致富、先修路”的政策下，倒下的是无数前腐后继的官员，他们倒是先一步致富了。青岛、杭州、苏州等城市轰轰烈烈的城市建设和赶英超美的房价背后，竟然都是从中渔利的“父母官”在做最大的推手，买单的当然是老百姓。
回家的公交车上只坐着几个放学的孩子，对面的小女孩一身绿衣服、红布鞋，从她戴着的银手镯和耳环可以判定是我们村的回民女孩。她虽然朴素，但长得非常漂亮，我几次想掏出相机拍下她扑扇的大眼睛，到底没好意思，只好把她的姣好模样留在我脑子里。大哥家的孩子接到短信在车站接我，村口有人家正在盖楼，砖头已经砌出了主体。正午的太阳正烈，穿过另一家人扫起在建工地的土雾，我这才切实地感到是到老家的村口了。进进出出多少回，从没给村子拍过照片，这不用不好意思了，我对着商店、信用社、水果摊、村口“关爱女童”的宣传栏分别按下了镜头，村旁的青山上有我长眠的爸爸，我也在镜头里留下被路边房子遮住的青山一角。
没等进村，早抬头看见我家的大槐树了，走近巷道也看见我家院墙外伸出的爬山虎葱葱茏茏。推开我家的大门，阳光从树梢缝隙泄下来，树影斑驳的院子顿时感觉到了清凉世界。我照完院子，拿着相机掀开门帘，对着屋里的猝不及防的我妈拍了一张，她老人家手里正在拌半碗莴笋，见到我笑得眼睛都眯在一起了，那是发自内心的笑。我还没从包取出带来的东西给她逐个交代，她已经在忙着给我泡山楂水了，饭当然已经早准备好的臊子面。
妈妈盛午饭的是几个简陋地搭凑的碗碟，家里竟然凑不出一副像样的碗筷了吗？心里觉得一阵心酸。自从爸爸去世，老院已经有些寥落，家里似乎也没有多少人气了。爸爸的遗物里旧书报被二哥分批卖废纸了，能穿的衣服给大哥了，我留了一件象牙白色的柞丝衬衣作为纪念。可以传家的东西我们兄妹也各自按着心愿拿了，之前爸爸已经给我一个黄铜镂花的手炉和一个民国年间的白底青花瓷罐。瓷罐是他在药房收购的，奶奶一直用来放碱面。爸爸曾经给家里备齐的各种用具，不但家人用着顺手方便，全村人都来借用。打气筒、钢锯、石磨、铁臼、甚至医药箱、蒸面皮的铁锣、钉鞋用的铁掌子、做木工用的推刨等一应俱全。如今生活用具要么流落了，要么大哥家拿去用了，曾经满得要溢出来的柜子、箱子和抽屉已经空空荡荡。奶奶在世时每周要用清油擦拭的桦木条桌早已被我们用抹布蘸水擦得失去光亮，我们曾经全家围坐吃饭的雕漆圆桌落满灰尘，以前我们不能随便上座的太师椅已经掉了漆皮，看着那么破败，爸爸用过的茶叶桶和我捎给他们的点心盒都空空荡荡，妈妈糖尿病也再不能吃甜食了。
想起78年奶奶去世，妈妈满村去借家什，其实也不会借碗碟筷子，只是装馒头的大藤箩和水桶，这两样总是不沾油的，但也遭到婉拒，“我们的东西不能给你们汉人用脏了”。等到二哥结婚，爸爸一咬牙，要宴请全村，别说所有家什全是新置的，牛羊是从盐官集市赶来的，连掌勺的大师傅都是从城里清真餐馆请的，用的每一滴水都是一桶一桶从回民家院子里打来的。当年那么多摆满地的碗碟，加上爸爸以前时不时买回的精致盘子，竟然都无影无踪了。我看到奶奶在世时就在用的油壶，是一个圆肚型的瓷壶，白底大红花，虽然壶口和壶盖有点破损，但几十年过去，花色如新。我拿起壶底，看到的标记不是江西景德镇，而是江西陈XX。后面两个字有点模糊。虽然不懂收藏，但我感觉标记名字的应该是好东西，这个油壶值得收藏，可别被我妈老手老脚砸了。
环视家里，感觉时间好像在这里凝滞了，看着墙上的挂历，有2004年的美女主播，大概是大姐拿来的转播台福利，还有2009年我捎回来的银行的大红福字挂历，挂历纸撕完了，剩下喜人的福字。不过今天的日历我妈是翻在2011年6月10日的。
5月8日“母亲节”那天，妈妈回到老院居住，她回来住了这一个多月，我也在写了一个多月，我们在不同的地方，让往昔的回忆填充着内心，以不同的方式一起静静感受着岁月流逝。自从妈妈在城里姐姐家和弟弟家轮流居住，老院已经好几年不来了，感觉真有些异样，也许是近乡情怯吧。上房前怎么空空荡荡，花园里遮满屋前的李子树、榆叶梅、葡萄树怎么都不见了，爷爷曾经住过的马鞍架结构的上房突兀地暴露在阳光下，像被剃掉头发、胡子的老人。那些树都哪去了？一问才知道弟弟大概要在院子里盖楼，先把地方腾出来了。哎，我无语了，难道这个积攒了我们几代人记忆的老院子，迟早有一天仅会存在于我的脑海之中，保留在我的文字记忆里吗？
我拿着相机，恨不得拍下老院的每一棵树，每一枝花，老槐树的树冠，甚至窗台上刚刚迎接过端午节露水、还发着淡绿的艾草；后园窗台角落堆着成年发黑的艾草；屋角的蜘蛛网、屋顶的“松塔”苔草，上房屋里的太师椅、长条桦木桌、雕漆圆桌、带铜锁的大衣柜、挂了很多年的荷包；爸爸自己用药水瓶盖钉的洗衣板竟然还用灰、黄两种颜色做了图案；墙上的相框，有一副爸妈的合影下面还压着我的奖状，表姐结婚的纪念彩镜；我大学军训时的喝水瓷缸已经漏了底废弃在窗台，挂满串串灰尘……一切的一切，我都想把它们纳入我的镜头。
我家最大的标志是老槐树，不是常见的国槐，爸爸说叫“面槐”，开的花很小，但可以入药。每年槐花开的时候，风一吹，到处都落满碎米似的黄花，我们把院子的槐花扫到一起，拣掉断树枝，拣掉尿粪，把槐花从土里拨拉出来，拢在一起晒干，等着人来收购，或者拿到城里买掉。看着爷爷种下的这课近百年的老槐树已经一树碧绿，但当年的三个繁茂的枝桠仅剩一支，竟然全部可以纳入我的镜头。树上的两个喜鹊窝也早已不见，小时候爸爸给我们讲过“鸠占鹊巢”的故事，但我一直不肯相信自然界会有那么残酷的事。每次妈妈一大早听见喜鹊在枝头喳喳叫，就念叨今天要来亲戚了。她竖起耳朵听着大门响动，巴望一天也没见个亲戚的影，晚上正说着“这坏雀呀，把人哄了，白盼了一天。”要“关门闭户掩柴扉”，没准这时冷不丁我哪个舅舅就会推门进来，多半是从城里姨姨家吃完饭回家路过来看我妈的。不管有啥没啥，哪怕一袋冰糖、一条毛巾，一条肥皂（那时候肥皂是长条两块连起来的）我妈总要塞到舅舅的包里。我妈说姑父以前常年在外教书，爷爷只差没把我家的井水背到姑姑家去了，劈好的烧火木柴、烧炕用的牛粪都是爷爷一趟一趟背去的。其实我妈对舅舅家同样如此，真是五十步笑百步。我现在每次弟弟来出差也是什么都捎，有时候老公白我一眼“你干脆把家搬去算了，你捎的东西哪没有卖的？”那是我的心意，他不会理解的。我们小时候爸爸在外面工作，一个香蕉、一块糖都要揣回家来，让爷爷奶奶、妈妈和我们大家尝一尝。我现在不管同事从哪里出差，捎来天南海北的特产即使我不吃，我都要带一点给儿子。如今都什么年月了，但我家的这点家风在我身上是留下烙印了。
打开后园的门，看见我家的杏子还青青地挂在树上，可是街面上已经迫不及待上市黄得可疑的杏子了，想起我老公的一本发黄的旧书——《催逼下早熟的儿童》，大概都是催逼下捂黄的吧。看到已经剁掉的李树和葡萄树枝已经干成柴火堆了，开过花的剑麻也死了，带刺的厚叶子还没有干透。我妈在后园种的花椒已经结子了，繁殖的无花果好像没有果实，新开辟的一片韭菜长得有点营养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