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无成有终（2 / 2）

其实郭子仪的经历决不像其盖棺定论那样美满，也经历磨难和曲折。“安史之乱”后，唐朝皇帝最猜忌地方拥兵的重臣，他们用郭子仪平定内乱，又担心郭子仪拥兵自重，夺取他们李家的王朝。因而在任用郭子仪上也一再矛盾，用，担心郭子仪拥兵自重，不服天朝管；不用，又内忧外患，无人堪担大任，所以郭子仪也有三次废除兵权的经历。第一次罢兵权是在公元759年，当时还处于“安史之乱”的中后期，安禄山虽死，但史思明受降之后再次反唐，东都洛阳沦陷，河北、山西、河南大片失守。这一关键之时，肃宗李亨却听信宦官仇士良谗言罢除郭子仪兵权。不久有人说天下未平，不应置郭子仪于散地，肃宗李亨想再次起用郭子仪，还是被仇士良所阻。直到762年太原、绛州(山西河津市)发生军变，动乱危及社稷，才启用郭子仪安抚。当时郭子仪觐见病危的皇帝，李亨说：“河东之事，请你全权处理。”郭子仪得此“上方宝剑”匆匆处理乱局，刚刚安定局面，不久又被罢免了兵权。第三次启用是在763年，这时“安史之乱”虽然结束，但由于边防重兵都调入平定“安史之乱”，广大的边防线非常空虚。这一年，吐番入侵中原，兵临城下，代宗李豫逃出长安，一片混乱。这时又想起了郭子仪这个“救命稻草”。可此时郭子仪久不掌兵权，树倒猢狲散，部将均已离去，只纠集了20余人，匆忙集合散卒，招募兵马，于长安城外虚张声势，搞疑兵之术。好在吐番只稀罕掠夺财物，没有长期治理之策，很快撤离长安。这样郭子仪才收复长安，迎接新皇帝代宗李豫回来，李豫深表歉意说：“没有早启用你才导致如此的动荡局面。”

可见，郭子仪这三次起落，基本上处于“安史之乱”时期，按理说正用得着郭子仪这条“老走狗”狩猎，怎么可以豢养起来？皇帝的逻辑是怕郭子仪拥兵割据一方，刚刚除掉安禄山、史思明这两只豺狼，又亲手培植出一只更为难训的猛虎。这就难怪皇帝为什么总是轻信奸臣谗毁忠良，那些直臣、忠臣总受迫害？其实这就是封建帝王的猜疑心理，他们心里怕鬼，猜疑在先，才听信谗言。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换成苏轼文诌诌的话就是“木必先蠹而后虫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后谗入之。”可以说，历代统治者都不信任和防范重臣，开拓疆土的皇帝还能够放手为其所用，让这些大臣为他们家王朝买命。而到了“安史之乱”之际，唐朝的皇帝被这些割据一方的重臣害苦了、吓怕了，那敢再放任郭子仪这样的重臣。这时唐朝的统治者开始信用宦官，战区用宦官做“军容监察使”，其目的就是防范监督这些战区司令官们。统治者认为净身的宦官还能传宗接代，不会为后世谋取江山。况且奴才总是听话、为主子尽忠，就是叛逆也翻不起大浪。这样想来，郭子仪被赋闲在家已是万幸中的万幸了。

郭子仪也确实是一个十分晓事、深谙皇帝心理而守规矩的“老走狗”。他忠恳谋国，总是在国乱当头临危受命，不遗余力地救皇帝于水火。一旦产生猜疑，我就挂印归朝，全身而退，毫无怨言，不留任何猜疑的尾巴。你看759年，肃宗李亨让郭子仪回朝，以李光陛代为朔方节度使、兵马元帅，众将不服，欲拥兵强留郭子仪。子仪谎称为宣旨的中使饯行，结果中途跃马而去，孑身归朝。可见郭子仪淡泊功名，坦然面对去留，而且总是让位让权。他曾先后让权于他的后任者李光陛和朔方偏将仆固怀恩，在平定“安史之乱”后马上提出中原裁军，要求先裁自己的部队，由河南重地移师西北戊边。其实，处在同一时期的蕃臣都很难处，与郭子仪齐名的李光陛也是出自朔方名将，与郭子仪一同制服安禄山，后期郭子仪被解兵权，由李光陛接任，南征北战，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也是平定“安史之乱”的中兴之臣。但由于惧怕遭朝廷近臣谗毁，不听朝廷调动，在后期朝廷面临吐番入侵的情况下，观望不前，没能赴难救驾，最后忧郁而死。仆固怀恩本来是郭子仪手下的一员偏将，朝廷因为猜疑扶持他接任郭子仪，在评定“安史之乱”特别是后期剿灭史思明的战争中，舍生忘死，冲锋陷阵，家族有46人捐躯，有两个女儿远嫁回纥首领，贡献给唐朝的“和亲政策”。仆固怀恩虽然勇猛无比，却没有郭子仪忠诚，他从朝廷对待郭子仪之中已看出苗头，知道平定“安史之乱”以后就没有他作用了，打起了玩寇自重、树立异己、拥兵一方的算盘。所以他极力将史思明投诚的旧将推荐为河北重镇的节度使，与他们搭帮结伙，还拼命拉拢勾结吐蕃、回纥、不丹等国，形成自己的势力。这样的豺狼心态怎能满足于朝廷的待遇，直接质问皇帝对他的不公，干脆打出反旗，成为引吐蕃、回纥攻打唐朝的反臣。可见不用郭子仪而江山动乱，险些断送唐朝命运。唐朝的衰落自然是“安史之乱”造成的，但闲置郭子仪而用人不当也是重要原因，直接影响了唐朝的中兴大业。想想不用郭子仪只是个人的去留，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却失去了一次发展的机遇，这些个人际遇和国家命运的联系总令人感叹不已。

说实在的，郭子仪的魅力不仅仅在于安邦定国的功勋，很大程度上在于他功高盖主，又能善处其变，名则保身，处乱世而不倒的个人品行和大度处世的魅力。郭子仪在官宦险恶的境况里，重来都是以大局为重，不起事端，不陷是非之地。当时仇士良、元载、程元振等朝内高官，都猜嫉郭子仪，向皇帝说了不少郭子仪的坏话。郭子仪总是君子气度，不与争论，不结宿怨，用自己忠勤报君的行为化解险情，善处之间。他对待迫害其最深的仇士良总是坦然处之，以德报怨。一次，仇士良请郭子仪吃饭，别人告诉他是鸿门宴，凶多吉少，都阻止郭子仪赴宴。但郭子仪却认为我是朝廷重臣，没有皇帝的旨意谁敢加害；若是皇帝的旨意又怎能回避，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一付磊落浩然、生死以赴的气慨。结果只带几个贴身侍卫赴宴，弄得仇士良吃惊为什么如此轻车简从？当得知事由之后，仇士良都拜服在地，赞赏郭子仪是长者风度，结果不但化险而且服人之心。还有那年郭子仪在外边为唐朝南征北战，家中的祖坟被掘墓了，满朝大臣都认为是仇士良所为，担心郭子仪愤而起兵“清君侧”，又将闹出一场浩劫。连皇帝李豫都陪着小心地抱歉没有看护好郭家的祖坟。结果郭子仪却老泪纵横地说，老臣长年带兵征伐，不知毁掉多少人家的祖坟，这次轮到别人挖我的祖坟，也是老天报应，怨不得别人。一场轩然大波被郭子仪的达观气度所化解。这样忠诚谋国的老臣，怎么可能被谗言毁掉，因而能够立足于权力斗争的怪圈之外，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几个例外。

安史之乱之际，各地节度使纷纷叛唐，时任朔方节度使的郭子仪力主勤王。已成惊弓之鸟的唐玄宗在逃命途中让出帝位，手无兵将的唐肃宗在灵武即位。灵武正是朔方军的治所、郭子仪的地盘。此时，郭子仪如果学曹操“挟天予以令诸侯”，历史就会改写。但是，郭子仪没有那样做，而是力挽狂澜，收复长安和洛阳二京，这让唐肃宗感激涕零：“这虽是我的家国，但实由卿再造!”话虽说得好听，但是面对功高盖世的郭子仪，唐肃宗不能不防。在对叛将安庆绪用兵时，肃宗没有让最负名望的郭子仪挂帅，甚至在对史思明用兵失败后，仍听信谗言，斥责郭子仪作战不力，并把他召回，免去军职，闲置起来。直到朔方军发动以拥护郭子仪为名的兵变，唐肃宗才不得已起用他，平定兵变。唐代宗即位，郭子仪成了三朝元老，也成了新君的心头隐忧。为了防范郭子仪，唐代宗仿效唐肃宗的做法，解除郭子仪的兵权，将他调回长安闲置起来。可是，不久吐蕃进犯，攻陷长安，唐代宗只得重新起用这位能征善战的老将。郭子仪以弱对强，用疑兵之计击退吐蕃，第二次收复长安。

后来，唐将仆固怀恩勾结吐蕃、回纥进犯长安，又是郭子仪临危受命，凭自己的威望，分化联军，直至粉碎联军，保卫了长安。可以说，在平定安史之乱、抵御吐蕃的过程中，郭子仪有好几次机会可以拥兵自立。郭子仪为什么没有自立?或许，在长期的平叛斗争中，他认识到，唐皇室虽已衰微，但人心尚在，自己冒险自立，没准落个身败名裂，不如效忠李唐皇室，建功立业，博个封妻荫子。另一方面，鸟尽弓藏的道理，郭子仪不可能不懂，如何防备君主的猜忌，成了他的一门保身学问。对唐代宗来说，如何对待这位“再造唐室”的功臣，也是一件棘手的事。尽管安史之乱已平定，但李唐皇室仍然处在内忧外患之中。内忧主要是宦官专权，外患则是藩镇坐大。在内外交困之下，唐代宗要守住这副烂摊子，需要依靠郭子仪的武功威望，但又担心他功高盖主，图谋生变，唐代宗内心的矛盾可想而知。

唐代宗曾三次拜郭子仪为尚书令，都遭到郭子仪拒绝。这一举动看似感激郭子仪的功勋，其实是试探郭子仪究竟是忠臣，还是个野心家。要知道，尚书令一职在唐朝很特别，是最高职位的宰相。因为李世民曾任此职，此后此职长期不授，有职无人的状况，已成惯例。唐代宗登基伊始，为了提高太子李适的政治地位，才一度将尚书令授予李适，可以说，尚书令是皇室的禁脔。郭子仪自然懂得皇帝的用心，因而，无论如何也不接受，此举实际上是向唐代宗表白心迹，证明自己是一个别无他图的忠臣，化解君主的疑心。代宗心里悬着的石头放下了。但是，他还是觉得没有十分的把握，为了进一步笼络郭子仪，他把女儿升平公主嫁给郭子仪的儿子郭暧，皇帝的感激与防备之心，从中可见一斑。

因此，在戏曲《打金枝》中，唐代宗面对驸马爷的逆鳞之言，就算他有一肚子怒火，也不能不承认现实，不能不直面现实，顺水推舟地摆出贤君模样来。其实，唐代宗并不是没有办法对付郭子仪，有史家认为，有拥立代宗登基之功，嚣张得不可一世的宦官李辅国，就是被代宗派刺客暗杀的，然后，唐代宗假惺惺地缉拿凶手，厚葬李辅国。这么一个阴险的皇帝，要烹掉郭子仪这只“走狗”并非难事。不过，郭子仪不同于李辅国，他始终韬光养晦，随遇而安，让唐代宗抓不到任何把柄，也因此成为历史上不多的保全善终的功臣。</dd>